这是个问题！客观地说，做官，还是做CEO？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里恐怕会引发完全不同的抉择。
在美国，第一流人才都集中在商业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这个结论很好下，只要拿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和政府学院的学生入学成绩比较一下就很明了。这是因为西方的官员与成功商人相比收入并不高，即使作为一种人生理想，比尔?盖茨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恐怕是大多数美国政府高官都比不上的。
在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是弃商从政的。他当时放弃了年薪数千万的工作，出任年薪只有200多万的特区政府财政司长。虽然其任职期间，为公务员队伍引入商界经验，对香港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还是因为买车有逃税嫌疑，在问责制度下自己提出引咎辞职。在这样的社会里，做官其实并不容易，未必会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亨廷顿说，在发展中国家里，第一流的人才都去从政，而不是从商，一方面是因为在政府主导社会资源分配的情况下，大家也更关注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官员本身缺乏监督，就职环境宽松所致。
但在中国，报考公务员一年热过一年，某些只招几个人的职位往往引来数千人的报名。这说明，在中国，做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较好的就业选择。无论从收入、社会保障、职业声望，还是就职环境来看，官员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之中的，还没有受到财产申报制度的约束。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市场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其中就有很多官员“下海”，成为某些国企的老总，其性质和现在一些国企CEO“上岸”成为官员是一样的。这样的“跨界” 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卫留成在任上的官声就不错，这应该和他注重实干的企业家精神有关。
当然，对于国企老总来说，其本身的职务属政府任免的范围，其调动当然也和公务员的调动差不多。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国企老总还是官员，其实区别都不是特别大，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罢了。
所以，要想真正提高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运作效率，选拔更优秀的人才到关键岗位上去，恐怕首先要打破的就是这种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相对封闭性，超越体制内精英的自我交换，只有这样才能对精英体制造成真正的压力。
这就要求，一方面要规范精英的流动，体制内精英如商人或学者要想成为公务人员，必须要经过规范的选举程序，得到民众的认可，方可转换身份。
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开放，打开大门，让更多有能力、有理想的人有机会服务国家，让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优势真正的发挥出来。
厦门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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