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亦开始逐步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大量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政府激励政策对许多西方公司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直到2000年初，多数跨国企业要么直接在中国投资设厂，要么与中国的企业签订合约生产。而那些没有跟上这个潮流的外国企业，则在销售过程中遇到了艰巨挑战——买家希望得到的“中国价格”通常远低于发达国家高成本制造企业的要价，譬如中国货比美国制造要便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价格。
短期优势 长期威胁
这个成本优势太过于巨大，以至于抵消了能源或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跌之前，有观察人士甚至认为当时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中国的竞争力，因为政府的能源补贴可以使中国的工厂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商品价格起初对中国竞争力的影响并不大。
对于通过将能源价格压在低于全球市场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继续增长的做法，主攻中国研究的沃顿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说，“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无效率，但基本上也可以防止社会动乱，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马歇尔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出口商品的运输成本是有所上涨，但政府补贴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能源价格上升带来的损失。许多国家抗议这种补贴政策，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在鼓励能源消耗，同时把成本压力转嫁给其余各国。这样的情形下，去年奥运会临近时，中国政府顶住国内压力，在6月允许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18%， 但电价只上涨5%。
现在看来，随着能源价格下调，至少目前是在下调，政府当时的做法也算是有所回报。中国在能源价格一飞冲天的时期仍然保持经济增长，而社会稳定情况也堪称良好。但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保持能源低价可能使国内制造业企业缺少动力去采用新技术和鼓励创新。
能源补贴在短期内当然是制造商的福音，但这种补贴也可能导致对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投资方向错误。张忠解释说，间接鼓励能源需求的政府政策（譬如刺激汽车消费）将减少对其他行业的投资金额。
同样政府也很难取消这类补贴。倘若最终政府允许能源价格自由波动，那么当能源价格再次上扬的时候，在对冲购买商品的风险方面缺乏经验的企业可能会不知所措。虽然大型公司懂得如何对冲风险，但小公司可能难以应对这样的价格变化。
相反，能源价格上涨短期内会减缓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却可以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放开能源价格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推动某些行业从生产污染严重的低价值出口商品向污染少的高价值商品转化。能源价格上升就好比是一种负面的补贴——惩罚那些以错误方式生产错误商品的企业。面对这种负面的激励，那些污染严重的小水泥厂要么选择关门歇业，要么合并成更加清洁、效率更高的企业。
西部会成为新制造中心
更普遍的是，成本上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升高，将使得某些沿海制造商转向更廉价的市场设立新工厂。据迈尔估计，沿海已有10%的台湾企业开始向内地或境外转移。
而且随着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越南开始崛起，。但BCG的专家认为，越南只有8400万人口，供应商也有限，所以越南最适合在行业和基础设施都成熟的领域经营的小企业，要把所有这些生产都转移到越南去是不可能的。中国单纺织业就雇佣了1400万人，是越南产业工人总数的两倍。
杜指出，寻找制造基地的公司可能除了在中国涨工资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全球没有哪个国家既有中国这样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又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另一个问题是物流。越南的直接劳动成本可能低一些，但把商品从工厂装上船的成本却要比中国高得多。而且，如果当地供应商无法满足全球质量标准，这些公司就必须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这样成本就更高了。
虽然把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或其他国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杜认为企业并不希望这样做。其实考虑到中国有很多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这个市场在全球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技术上来说要把生产完全搬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他说，“你可以把部分生产搬到印度、墨西哥或东欧，但至少要在中国保留一部分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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